作者：赤军

编辑：查内幕

    沈惟敬在陪同内藤如安回到北京，向石星和其他兵部的顶头上司详细汇报自己出使朝鲜和日本的过程以后，就志得意满地回到了铸锅巷家中。

    沈夫人陈淡如洒扫门庭，眼含热泪地迎接丈夫的归来。

    沈惟敬初次离京，是在两年多以前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八月，将近年底的时候回过一次北京，然后再赴平壤，其后被李如松扣在军中，再赴京城，继而南下釜山，渡海去日本的名护屋，然后回釜山，回京城，等他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又整整两年过去了。

    陈淡如看着自己年已七旬的丈夫，精神还是那么矍铄，腰杆还是那么挺直，除了因为长途跋涉而风尘仆仆以外，似乎和一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不，细看之下还是略有不同的，此时的沈惟敬春风得意，眉稍眼角全都蕴含着难以抑制的浓厚的笑意。

    沈惟敬告诉陈淡如：“和议将成，封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老夫的梦想即将达成，你的梦想——回去江南老家——也为期不远了。”

    陈淡如擦擦眼角欣喜的泪水：“不想年逾五旬，还能再见江南烟柳……”

    次日，袁同也闻讯跑来恭贺，口中谀词如潮，说：“敬翁……不，沈大人为国干城，立此大功，使万里烽烟瞬间化为乌有，愚弟委实的钦服感佩不已。”

    沈惟敬赶紧躬身行礼：“此皆大司马运筹帏幄之功，某唯石公马首是瞻，不过任其驱策奔走而已，何功之有啊。”

    确实，封贡这一人生梦想、宏伟目标得以达成，沈惟敬是衷心感激石星的。他甚至于下意识地把石星和自己青年时代的偶像胡宗宪等同了起来——胡总督用徐文长、沈惟锜而不能成事，石司马用我却能达成封贡，可见我比惟锜之辈要高明，而石司马或许也比胡总督更富远见，更具魄力吧。况且，当日胡总督受制于朝中奸党严氏父子，而今圣天子在位，重用石司马这种忠臣、能臣，又岂有不能成功的道理？

    可是他根本料想不到，再见石星的时候，石星却给了他当头一记闷棍。

    内藤如安得以进入北京，说明明朝朝堂上的舆论已经趋于统一，彻底被赵志皋、石星等主和派掌控了，他们是完全同意与日本议和，在不损伤大明朝脸面（当然也包括不能让明朝的属国朝鲜丢失土地）的前提下，彻底结束战争状态的。然而，主和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很快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个具体问题，不是“封”，而是“贡”。

    石星是同意封贡的，在他看来，封贡本为一体，哪有册封对方，却不允许对方前来朝贡的道理呢？但是户部、礼部的主和派官员却陆续上奏表示反对，主张“许封拒贡”。

    在今天的人们看起来，所谓贡就是进贡，是献礼，有这等惠而不费的美事，为何要拒绝呢？然而由朱元璋所完善的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却并非普通的献礼和受礼，而根本是一项面子工程、赔本买卖。为了显示中华上国地大物博、泽被四方，按照规定，外邦前来进贡，朝廷必须拿出十倍甚至百倍于贡品价值的还礼，还要允许对方国家或者使者本人携带货物前来，一律由官方按照市场价的十倍来收购。

    正因为礼数如此周全，或者不如说，还礼的条件如此苛刻，所以就连大明朝鼎盛时期，都受不了三天两头有外国贡使往北京跑。永乐皇帝允许日本进贡，特意采取了勘合贸易的方式，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在外交上这种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

    ——所谓勘合贸易，就是一种有规定、有限制的朝贡贸易，明朝发给日本人贸易凭证，持证贸易，无证则不准贸易，这种凭证名为“勘合状”，所以叫勘合贸易。

    根据永乐二年（1404年）签订的《永乐勘合贸易条约》，日本国王（指足利义满及其继承人）只准每十年进贡一次，顺便贸易，每次使团的人数（包括贸易人员）不得超过二百名，乘人和装载货物，只准使用两条船，并且不得携带武器，违者会被判为倭寇，遭到逮捕法办。

    每十年才准两条船来，在今天看起来，实在算不上多大的贸易额，但在物资普遍贫乏的古代，却是一笔人人垂涎的大买卖。为了赚取与中国贸易所可能获得的百倍甚至更多的利润，日本各地诸侯、各大寺社，以及各家豪商，就此展开了长年的明争暗斗，抢夺勘合符的有，伪造勘合符的也有，因为谁都知道，只要赚到一笔勘合贸易，就足够吃上十年还不止。

    对于日本方面既然是如此诱人的财富，对于中国方面，那就是很难承受的负担了。

    所以户部官员提出，国库空虚，再也难以承受如此数量的对贡品的还赐了；礼部官员也提出，勘合贸易是一项大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商定细节的，更不能日本方面一提出请求，咱们就立刻答应。奏章如同雪片一般飞向内阁，再通过内阁呈递到万历皇帝御前。万历皇帝一看有理，现在可不比永乐朝，四方多事，府库空虚，咱们开源还找不到门路，可不能再往外扔钱了。

    万历皇帝征求辅臣们和石星的意见，说来说去，石星也有些动摇了——终究他曾经管过户部，知道国家财政是什么状况，如今掌握兵部，手头仍然很紧。好吧，那就暂且许封拒贡吧，日本进贡的事情，等册封完毕，咱们再慢慢商量。

    沈惟敬高看了石星，他根本没有胡宗宪那样的长远眼光，根本看不清海外贸易能够给国家带来多少好处，能给府库带来多少财源。石星主掌户部的时候，一门心思只想节流，而根本拿不出什么开源的方法来，他从来就没往商业方面去考量过！

    这是传统士大夫的局限性。中国古代重农轻商，认为农业才是国家的根本，商业呢，甚至于说不上是对农业的辅助，只是一些奸民垂涎蝇头小利、贪图不义之财而不肯从事耕种而已。这种错误的认知本来在宋元时代就已经有所改观了，但当明太祖朱元璋上台以后，一方面他本人就是农民出身，瞧不起商业活动，另方面经过长年战乱，到处土地抛荒，也确实亟须恢复农业生产，所以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同时大力打压各地商贾。

    朝贡体系古已有之，好面子的朱元璋更将其制度化、系统化，同时也使得这种朝贡体系被牢牢约束在官方框架内——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宣示外交权威和花钱买虚荣。此后历代明朝皇帝、重臣都继承其理念，秉持同一原则，轻商之风遂愈刮愈烈。

    永乐年间规模宏大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本身完全有希望转化为对外大规模贸易的先河，结果却变成一场耗费钜亿的政治宣传活动，国库没有因为这种变质的官方贸易而收到任何实利，反倒差点儿被掏空。这也是宣德皇帝正式下诏烧毁宝船、停止航海活动的主要原因。

    明朝内部的主和派们在贡与不贡之间产生了争论，但基于传统士大夫的认知，即便提倡准贡的，也大多是从朝廷脸面来看问题——既已册封，岂可不准其贡呢？没有一个人真正想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开展海外贸易，进而充实国库。所以这两派其实并不存在根本上的矛盾，说着说着，意见就逐渐统一了，最终石星也改了口，同意暂时不准日本来贡。

    沈惟敬想不到的是，他引为最大靠山，引为达成梦想的最大跳板的石星，却在无意间背叛了自己。

    但是沈惟敬无法驳斥石星所言，因为他本人也根本看不到朝贡贸易会对官方带来什么好处。他想的只是在朝贡贸易、官方贸易的影响下，朝廷可以逐渐解除禁海令，从而使自己的家族得到振兴，从而使沿海的私商贸易集团深受其利，而这些想法，他当然不可能对石星明言。

    他现在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起码在表面上必须不谈任何私利，一心之所系，只有国家，只有朝廷。倘若沈惟敬也能够部分存有胡宗宪当年的想法，略微修改朝贡贸易的规章，使之成为真正有利的官方贸易，或者在大力发展私商贸易的同时，刻以赋税来充实国库，或许可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石星吧。但历史的局限性、出身的局限性，使得他根本看不到这点，所以面对石星骤然打到脑门的大棒只能默默承受，而毫无反抗的余地。

    最终，他只能认同石星的解释，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既已允封，贡还会远吗？只是多等些时日罢了……”

    虽然这样在内心安慰着自己，但无疑的，初回北京的踌躇满志、意气飞扬，种种好心情，瞬间就化为了乌有，沈惟敬感觉自己一下子跌落了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