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秋

编辑：气球

古代父母去世后，不论什么阶层，明清之前，多称其为“皇考”“皇妣”。
屈原有著名的“朕皇考曰伯庸”之句。
但我们熟悉的，明清以来，只有皇帝的父母可以这么称呼，普通人家多称故去的父母为“显考”“显妣”，或是先考、先妣。
“朕”字大约从秦始皇开始不许普通人自称了。
“皇考”什么时候不许普通人用的？
有些文章说是南宋、或是宋徽宗开始，只许皇家使用，不许普通人用，证据是清朝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嘉庆刻本）里的文字：
“唐宋人碑志，称其父曰皇考，欧阳公《泷冈阡表》亦称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止之，南宋以后，遂无敢用者。”

道光时期，梁章钜《称谓录》：
“唐宋碑志每称其父曰皇考，欧阳公《泷冈阡表》亦然，南宋以后始禁止之。”

但是这个“宋徽宗始禁止之”的说法，除了钱大昕，实在是找不到源头啊。
梁章钜大概也觉得钱大昕说的不靠谱，删掉了这句。

倒是清初徐乾学《读礼通考》有另一种说法：
“古人于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徳朝，始诏改皇为显，以士庶不得称皇也。不知皇之取义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义，而当时乃以此为嫌，何也，其在于今则相沿既久，自不必复用皇字矣。”

这个“元大徳朝，始诏改皇为显”，确有其事，《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即《元典章》）里有“祖先牌座事理”，记述了大德四年（1300年）江西行省的两个案子。一个是朱惠孙供养亡母苏氏的牌位上写了“皇妣”字样，另一个是潘杰供养死去的祖父的牌位上写了“皇考”字样，他们都受到当地豪强的恐吓勒索，当时刑部、礼部、翰林国史院一起商量的结果是，普通人要回避“皇”字，“今后遍行禁止”。

因此，大德四年（1300年），是官方禁止普通人用“皇考”的明确时间。

宋徽宗是否禁止普通人用“皇考”，目前留存的史料，除了钱大昕的一句话，毫无根源。
北宋韩琦有《韩魏公祭式》，现已亡佚，但按照元朝大德时期《金石例》转引，韩琦认为普通人不能用“皇”字，应该用“显”字：
“韩魏公祭式，元遗山记其大略，姑录之：古人书曾祖、皇祖、皇考，魏公易皇以显字，显曾祖、显曾祖妣、显祖、显祖妣、显考、显妣。”

但同样北宋文人，吕大临认为，祭祖时“尊而神之，有君道焉，故皆曰皇也。”
他觉得还是可以用“皇”字的。

南宋初年，叶梦得《石林燕语》，他认为“皇考”乃尊号，不该通用，但是“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

南宋中期，赵彦卫《云麓漫钞》：
“古人称父曰大人，又曰家父，捐馆则曰皇考。今人呼父曰爹，语人则曰老儿，捐馆曰先子。”
这里又说南宋有人父亲去世后称“先子”。

而朱熹的《家礼》，明确是用皇考的。
朱熹作为理学夫子，他制订的家礼被后人当成规范。现存文献里，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刻本《家礼》，题主部分，写“皇考某”“皇妣某”。

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朝廷下诏汉人婚礼用《朱文公家礼》，丧礼服制亦然。
元初福建刻本《纂图集注文公家礼》，祠堂样式，牌位都加“皇”字。
但大德九年（1305年）成书的《朱子成书》里，神主样式变成“显考”，并有注文：
《礼经》及《家礼》旧本，于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间，省部禁止，回避皇字，今用显可也。

元朝潘昂霄所著《金石例》里，除了转引韩琦认为应该“易皇以显”外，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可以作为证据：
时忌字样类，不敢称“皇”字。

潘昂霄生年不详，他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任监察御史，大德六年（1302年），为奉议大夫，卒于1320年之前，谥文僖，世称苍崖先生。除了著名的《河源志》，还著有《金石例》，其成书时间在大德四年禁令之后，因此不许用“皇”字，对作者而言是“时忌”。

到了明清时期，《家礼》的神主样式就都变成“显考”了。明朝万历年间的《文公家礼仪节》：
按《家礼》旧本于高曾祖考妣上俱加“皇”字，今本改作“故”字，“故”字近俗，不如用“显”字，盖皇与显皆明也，其义相通。

书局的宋代墓志库里，也包含辽金元，虽然都不全，但可以做个大略统计：
“皇考”，北宋180多条，南宋160多条，元朝不到20条。
“显考”，北宋12条，南宋5条，元朝28条。
“先子”，北宋42条，南宋17条，元朝45条。
“先考”，北宋34条，南宋70条，元朝127条。

从墓志称呼上，也可以看出，北宋和南宋使用“皇考”的都不少，如果是宋徽宗或者南宋时期官方有限制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而到元朝，使用“皇考”的数量锐减，用其他称呼的多了起来，显然是大德四年禁令的缘故。

到了清朝，人们已经普遍接受普通人不能用“皇”字，而文人翻古书古碑刻发现唐宋普通人也用“皇考”，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有的靠谱，有的就不知来路了。钱大昕是著名学者，但学者也是会犯错的。

梳理下来，两宋时期，是否用“皇考”，停留在文人自己见解层面，没有上升到国家限制。
元朝大德四年（1300年），官方下令普通人不可以用“皇字”，从此成为禁令，并影响到明清乃至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