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赤军

编辑：查内幕

    石星是直隶大名府东明县人，嘉靖己未年（1559年）进士出身，素有刚直之名，在士林中声望很高。隆庆元年（1567年），身为给事中的他曾经上疏劝谏穆宗皇帝不要“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要多关心国事，因为话说重了，说什么皇帝若不改悔，“天下将不可救”，结果触了龙颜之怒，被廷杖六十，削职为民。监刑的太监腾祥和石星旧有嫌隙，趁机报复，把他打得皮肉皆烂，一口气上不来，险些就要魂归极乐。

    那时候流言四起，都说石星已经被活活打死了，消息传回家乡，他的夫人郑氏又是哀痛，又是绝望，竟然撞柱而死。郑夫人自尽好几天以后，石星才在同乡好友穆文熙的护送下回归故里，不想一时分别竟成永诀，哀伤失望之下，就从此息了出仕之念，一门心思在乡下教书授徒。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六年以后，穆宗驾崩，今上继位，改元万历，首辅重臣张居正清理前朝积弊，三催四请又把石星给召了出来，重任给事中，不久后又晋升为大理寺丞和南太仆卿。

　　张居正想把石星收为自己的党羽，然而石星却丝毫也不给他面子，从来只论国事，只辩忠奸，不顾什么私人恩谊。因为和张居正政见不合，石星数次三番上书弹劾这位“恩相”，张居正恨不得就要找个借口把他逮下锦衣卫大牢。好在石星预先听到风声，反正他已经丢过一次官了，也不再贪恋禄位，匆匆忙忙就辞去官职，重回东明老家，这才勉强逃得一条活路。

　　他这一归乡隐居，又是将近十年，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皇帝从后台迈上前台，开始秋后算账，追夺了张居正的官职，石星才第二次被召还朝。因为在张居正还活着的时候就上疏弹劾过他，而不是等树倒了才来推，所以皇帝很器重石星，不断给他加官晋爵，一直提拔到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的高位上。

　　八年以后，石星转任户部尚书，因为当时各镇军饷开支过大，导致国库空虚，他就与同僚商议，提出了十四条节约和改革措施——若没有石星的改革，恐怕后世所谓的“万历三大征”都会彻底改变面貌，胜负之数难料吧，因为朝廷完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打大仗了。

　　正因为在户部任上节约了军费，所以皇帝认为石星有统筹全局的干才，翌年也即万历十九年（1592年），年底，又下诏命他代替魏学曾担任兵部尚书，总统天下兵马之权。

　　皇帝调石星做兵部尚书，很大一个原因是四方多事，烽烟迭起，亟须一位有能力、懂调度的重臣来驾驭和指挥各地督抚。可是国家强盛，自然兵燹不起，国家衰弱，自然纷扰不断，大明朝从英宗天顺皇帝开始就走上了下坡路，百余年的积弊，不是一个人就能彻底扫清的——张居正办不到，他石星更加办不到。

　　所以石星到兵部上任以后，不但没能尽快敉平各地的叛乱和边境上的纠纷，局面反倒越来越糟。翌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与鞑靼相勾结，杀害巡抚都御史党馨、副使石继方，据城造反，石星急派李如松提督陕西军务，率军讨伐——这就是“万历三大征”的第二仗宁夏之役。

　　宁夏之役还在打，胜负未知，“三大征”的第一仗、西南方的“播州之役”也还没能结束，一转眼，“三大征”的第三仗也撞上门来——五月份，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十数万大军侵入朝鲜，朝鲜国王李昖匆忙具表向明朝求救。

　　石星才从户部调到兵部，国库里有多少银子，能够支撑多大规模的战争，能够支撑多久，他心如明镜一般。宁夏和播州的仗已经快要把国库给掏空了，急得他数次三番向前线平叛的督抚下达限期解决战斗的严令，如今东方战火又起，他即便再能干，也终究没法凭空变出军饷来——这仗是不是能打，要不要增援朝鲜？怎么增援，调何人为帅，领多少兵马？多久才能打完，共计糜费军饷几何？他脑子里完全是一锅粥，怎么算也算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怎么有心情、有余裕去赴如夫人父亲的寿宴呢？

　　日军侵朝，其实早就有所征兆，只是明朝君臣正忙着宁夏之役和播州之役呢，就如同鸵鸟把脑袋缩在沙堆里一样，掩耳盗铃，故做不知。万历十九年（1591年）春，当时石星还在户部尚书任上，朝鲜国王李昖就遣使上奏，说倭寇有不臣之心——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立刻就派对马藩主宗义调出使朝鲜，要朝鲜称臣。李昖当然不能答应对方的要求，可是也不想激怒日本，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也派使臣报聘，向秀吉表达祝贺之意，希望两国从此可以敦睦修好。然而秀吉却回信给李昖说，他将率军“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要朝鲜在他杀入明朝以后，“将士卒临军营”，听候调遣。

　　丰臣秀吉想要向朝鲜借道，入侵大明，李昖看了国书，自然大惊失色，不敢隐瞒，急忙向北京上奏。在此前不久，琉球国王尚宁和赴琉球贸易的商人陈甲早就得到了风声，而与此同时，被倭寇掳去日本，在萨摩行医二十年的江西吉安人许仪也感到情势不对，他们先后都有密报传来。可是明朝君臣并没有真把丰臣秀吉的动向当一回事儿——日本蕞尔小邦，骚扰我沿海是常事，可哪有胆量和实力大举入侵呢？所以只是给沿海各哨卡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严加戒备，巩固海防，如此而已。

　　谁都料想不到，日本兵还真的大举入侵了，短短数月时间，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国王李昖凄凄惶惶地逃到了鸭绿江南岸的义州，只差一步，就要跑到中国境内来避难了。

　　李昖的求救信送到北京，呈于御前，皇帝就召集群臣商议。山东巡抚宋应昌上疏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蓟辽，京师巩于泰山矣！”主张立刻发兵救援。

　　宋应昌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石星心里很清楚，现在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救朝鲜。为了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已经把直隶、辽东一带的大量兵马都调去西线了，北京附近论防卫都较为空虚，还怎么有余兵往朝鲜战场上扔呢？

　　所以他和首辅赵志皋主张暂且不救朝鲜，只调派兵马巩固辽东防务，防止日军在吞并朝鲜以后再渡过鸭绿江，逼近北京。日本终究孤悬海外，还没有中国一个行省大，他们真能长久占据朝鲜吗？就算他们想长久占据朝鲜也不可怕，只等宁夏、播州两处乱事平定了，王师东指，自然能把彼獠赶下海去。现在就去救援朝鲜，与日军交战，各方面条件还都不具备，万一吃了败仗，挫动锐气，问题反倒会变得严重起来。

　　然而主张援朝抗倭的并非宋应昌一人而已，朝中谏官和各地督抚陆续上奏，众口一词地主战。那些谏官是没有具体职司的，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提意见、劾官员，国库有多少银子，打不打得起这场仗，他们根本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至于督抚们，他们正为着石星节约军饷的改革而头大呢，巴不得找场仗打，只要有仗打，就方便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了。

　　石星很清楚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们的想法，但是又不能不顾及众人的呼声，他没有办法，只好先从国库里请下二万两银子来犒赏还在和日军作战的朝鲜将士，允许李昖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可以逃入中国境内，同时调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五千兵马开赴朝鲜——这是他现在能构拿得出手的最多数量的机动兵力了。

　　李昖奏称侵朝日军有数十万之众，即便是夸大其词吧，想来几万甚至十万人总是有的。石星虽然不大懂打仗，终究被皇帝安排在兵部尚书这个位置上，为了不尸位素餐，也花了好几天功夫博览兵书战策，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他明白光靠这五千人是很难把日军尽数赶下海去的。至于所谓还在抗战的朝鲜军队呢？明朝没人会对那支遇敌即溃、一逃千里的部队抱有任何幻想。

　　据说朝鲜的所谓“名将”申砬和李镒两人曾在日寇入侵前巡察各道，整饬军备，竟然轻视仅有的几杆鸟铳，说什么“岂能必中”。结果面对日寇的鸟铳大炮，朝鲜军队只能以弓矢刀枪相还。最终申砬整兵一万扼守忠州，被三万日军杀至全军覆没；李镒则干脆望倭兴叹“今日之敌，似如神兵”，然后拔腿就逃。

　　石星派祖承训入朝的目的共有三点：一，牵制日军，使其不敢越过鸭绿江，也使其不能擒获朝鲜国王李昖；二，搜集情报，查探清楚日军的真实数量和武器装备；三，监督朝鲜军队奋勇作战，哪怕用人命来填，也得把日军给我堵住！

　　送走祖承训之后，石星就到处搜集相关日本的情报。日本现在是什么状况，兵力如何，财力如何，对与其断交多年的明朝来说，都是一团昏黑的迷雾。书籍上只记载日本有备位的君主（天皇）和实际掌权的国王（幕府将军），这个胆敢觊觎天朝的关白丰臣秀吉又是何许人也？他的政权是否足够牢固，他扩张的决心是否足够坚定呢？

　　关白这个词汇，本出《史记·霍光金日磾传》：“诸事皆先关白光（霍光），然后奏天子。”乃陈述、禀告之意。以此推想，日本的关白，应该是天皇或幕府将军驾前第一重臣——重臣而执国柄，中国尚且史不绝书，况日本那等蕞尔蛮邦乎？

　　因为已经和日本断绝官方往来将近一百年了，倭人不准入贡，大明的臣民也不许航去日本，所以石星到处搜集情报，却很难找到第一手资料，很难洞察日本的政情。通过朝鲜、琉球传来的情报各说各话，矛盾甚多，不可尽信，至于那个在日本萨摩州行医的许仪，他只是秘密派弟子朱均旺给福建巡抚赵参鲁送了一封告密信，旋即告密者也都不见踪影了。

　　日本究竟是怎么个状况？要怎样才能了解日本的内情？这些天石星真是坐立难安，心急如焚——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可该怎样调兵遣将打这一仗呢？

　　就在这个时候，“关白之意，只在封贡”的说词通过袁夫人的口传入石星耳中，他如同见到根救命稻草似的一把抓住，当场急切地嘱咐说：“请汝父速邀这位沈翁来过府一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