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赤军

编辑：查内幕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下旬，也就是侵朝战争爆发将近一年以后，沈惟敬受命南下王京，第三次去和日军交涉。

    此次南下，他不再是唯一的使者，大概宋应昌始终对这个石星在朝鲜的代理人、铁杆主和派不放心，就派遣部下、河南都司宣府游击周弘谟与沈惟敬同行。周弘谟字元文，湖北麻城人，是前一科的武进士——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武夫，临阵决战勇猛有余，折冲樽俎智谋不足，再加上不懂日语，不通倭情，与其说他与沈惟敬一样都是交涉使者，还不如说他是宋应昌派去监视沈惟敬的眼线。

    宋应昌生怕沈惟敬急于求和，在交涉过程中做出太大的让步——即便沈惟敬并没有决策权，倘若卑躬屈膝，为了和谈而不惜向日本人出卖情报、泄露底线的话，就会给以后正式谈判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只是，派周弘谟这一介武夫去监视沈惟敬，能起什么作用吗？倘若沈惟敬真的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以谋私利，以周弘谟的浅薄的外交能力和近乎于零的外语知识，能够看得清、听得明吗？

    终究无论李如松也好，宋应昌也罢，虽号知兵，但放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恐怕连二流统帅都够不上格，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们却不懂得从沈惟敬口中更加详细地打听相关日军的内情。“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想要了解一支军队，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其统帅，了解其性格特点、所好所恶，只有这样才能设谋而败之——对此，《孙子兵法》上就说得很清楚。

    倘若他们真的了解了小西行长的好恶和为人，恐怕派遣同为天主教徒的李应试与沈惟敬同往，效果会更好吧。

    沈惟敬和周弘谟纵马疾驰，很快就赶到了京城。此时日军各部人马大多会聚京城，九支陆军的三十多员将领也有超过半数都在城内。沈惟敬一行人才刚靠近京城，就被日军拦住，其中有认识沈惟敬的，立刻飞报小西行长。小西行长亲自跑到城门口来迎接沈惟敬，一见面就苦着脸抱怨：“沈大人，你可害苦了我啦！”

    看到小西行长是这样一副表情，沈惟敬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心中大石头落地。

    他曾经对沈嘉旺说小西行长一定不会杀害自己，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自己才是日军与明朝联系的纽带，小西行长肯定会牢牢抓住这根纽带——因为再也输不起了。但这终究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想而已，沈惟敬完全是凭借自己在生意场上的经验下此判断的，两军交锋间的外交行动是否能够完全用生意经来套，沈惟敬自己心里其实也并没有底。

    好在他猜中了，小西行长虽然满腔的怨气，却并没有想和自己翻脸。于是沈惟敬把脸一板，趁胜追击，正色道：“并非老夫要害阁下，汝等侵我属国，又坚持不肯退兵，朝廷岂有坐视之理？此小惩大诫而已，若真要殄灭汝等，也不会再派老夫前来商洽了。”

    这个时候的小西行长，真是吃了个大大的哑巴亏，却又不敢过于形之于色。他的子弟兵已经在平壤之战中被杀得七零八落了，若能和谈，尚有一线生机，再打下去，恐怕真会全军覆没，连自己都未必能够活着回去日本。所以他的态度随着沈惟敬的疾言厉色而更为软化，再次盛情款待沈惟敬、周弘谟一行人，并且诚心诚意地向沈惟敬问计。

    沈惟敬这回带来的是宋应昌的提案，这个提案仍然非常强硬，但比起初次交涉之时，也多少有了点转圜的余地和实际可操作性。原本要求日军全部撤出朝鲜，交还所俘的朝鲜官员、百姓，然后两国才可能坐下来谈判；而宋应昌的提案则是：日军必须先撤出京城，交还所俘虏的两名朝鲜王子——临海君李珒和光海君李珲——这是谈判的前置条件。

    沈惟敬说：“我朝乃受朝鲜国王之请发兵来援，倘若朝鲜国王无法收复京城，迎回其二子，则断然不肯罢休。不从其请，先与汝等议和，是为德不终也，我朝圣天子也是断然不肯答应的。”

    小西行长仍然苦着脸说：“前日会议，众将有言和者，有言战者，议论汹汹，无法决断。即便我愿意答应沈大人您的要求，恐怕加藤清正等人不服，不肯南撤呀。奈何？”

    沈惟敬的话似软而实硬，象是在安慰小西行长，实际上却是在威吓他：“若真如此，和议难成。为阁下计，何如上奏贵国关白，将阁下调回国内去，另委他人为前部先锋吧。如此，阁下尚可全身而退，不似加藤清正等人，终将埋骨异域，做我大明勇士的刀下之鬼！”

    小西行长真是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身为丰臣秀吉亲点的先锋，损兵折将以后要求先退，即便安全回国了，丰臣秀吉还能再信任他吗？会不会削封除地，把他贬为浪人？甚至会不会直接要了自己的性命？小西行长最了解自己的主公，丰臣秀吉表面上热情无限、宽宏大度，事实上翻脸跟翻书一样，对于无能之辈和败军之将，他的惩罚可严厉着哪。

    小西行长还记得自己的前任、原肥后大名佐佐成政的下场。佐佐成政本与丰臣秀吉相同，都是织田信长麾下爱将，织田信长死后，两人反目成仇，变成了争夺天下的对手，最终丰臣秀吉获胜，佐佐成政被迫降服，被转封在北九州的肥后。佐佐成政的根据地本不在肥后，他算是空降兵，无法在短时间内约束当地土豪，稳定秩序，结果引发了“一揆”（暴动），丰臣秀吉闻讯后，老实不客气地罢免了佐佐成政，并在数日后干脆逼其自杀。

    倘若自己此刻退出朝鲜，回日本去，又会不会落得佐佐成政一般的下场呢？

    左思右想，小西行长只好一咬牙关，向沈惟敬表态说：“我会想办法说服众将的，请沈大人您回复明朝皇帝好了。”

    沈惟敬并没有回北京向皇帝复命，只是先回到平壤向宋应昌和李如松禀报。经过商谈，他和小西行长达成了四条协议：一，明军主力撤出朝鲜；二，日军退出京城，向南方海岸收缩兵力；三，日军交还临海君和光海君；四，明朝派使节东渡日本，正式开始和谈。

    李如松对第一条款表示愤怒，但宋应昌劝他说：“可使倭军先退。若彼等果能交还王京与二王子，停战议和，我军亦不必久留异国之地也。”在李如松表示对日本人不信任以后，宋应昌又说：“可再遣使前往，促彼先履其约。”

    于是四月八日，沈惟敬第二次来到王京，敦促日军首先履行约定。此番前往，他并非正式的使臣，而只是使团中一名普通随行人员而已，同时充当翻译之职，因为宋应昌派出了参将谢用梓和游击徐一贯充当使团的正副团长。

    之所以组建一支似模似样的使团，是为了惠而不费地表示明朝方面谈判的诚意。谢用梓和徐一贯明目张胆地打出大明朝廷的旗号，绝口不提自己只是前方将领派出来的人，而根本就没有北京的正式授权，甚至于很可能就没有预先通报过。倘若真是北京派来的正式使团，不会短短七八天就能赶到京城，也不会委派两名武将而非文臣担任使团的正副团长，不过反正日本人根本就不了解明朝的政治架构，在宋应昌想来，骗他们一骗也是无伤大雅的吧。

    日本方面是武士掌权，公卿闲居，他们看到从沈惟敬开始，明朝派来的就都是武将，根本不疑有他，还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除此之外，宋应昌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这么做还能够把和谈事宜全都牢牢捏在自己手心里，不让远在北京、不了解前线情况而又急于议和的石星那派人胡乱插手，把事情给搞砸了。

    且说使团敦促日军尽快退出京城，并且交还二王子，然后明军也自然会北撤，使团则扬帆前往日本去会见丰臣秀吉，开始正式谈判。于是小西行长就于第二天大会陆续收缩到京城内的日军将领，包括加藤清正、五岛纯玄、黑田长政、福岛正则、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等人。会上，小西行长和担任中方翻译的沈惟敬两人一唱一和，共同舌战群雄，希望可以把尽快停战退兵的理念灌输为日军将领的一致认知。

　　沈惟敬用以说服小西行长的理由，对其他日军将领同样有效。初入朝鲜时摧枯拉朽的军事态势早就已经不存在了，不仅仅明军入朝参战而已，半岛各地义军蜂起，再加上李舜臣指挥的水军的骚扰，沉重打击了日军的补给线，日军非战斗伤亡竟然比战斗伤亡还要高。凡有见识的将领都逐渐认识到朝鲜是一个巨大的泥潭，踏足容易而抽脚艰难，其中老谋深算，并且在碧蹄馆见识过明军顽强战斗力的小早川隆景首先表示，愿意退出京城。

　　小西行长自称已经说服了全部日军将领，可是在会议上，却还是有人跳出来大唱反调，那就是另一名正先锋加藤清正和北九州名将立花宗茂。“不战而退，这是怯懦！”加藤清正拍案大吼道，“你欲退兵，自退便是，某也是先锋，定要继续向前！”

　　霎那间，小西行长的脸色惨白如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