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赤军
编辑:查内幕
中国方面的史料记载说,沈惟敬携日使“小西飞、禅守藤”到王京面会李如松,继而进入中国,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
——所谓“小西飞、禅守藤”,其实是“小西飞驒守藤原(内藤家族的本源姓氏)”的讹误,日本方面派出听取明朝回复的代表,只有在正式公文上会署名“小西飞驒守”的内藤如安一人而已。
赴日议和的正副使团长谢用梓、沈一贯或许仍然留在釜山日军阵营中,或许在北上王京以后就卸去了差事,回复军职,史料交待不详,但总之他们并没有回京面圣——或许是宋应昌害怕被石星等主和派揪住把柄,说他矫诏组团与日方和谈吧。沈惟敬作为石星所派遣的、大明王朝正式的外交代表,倒是一直护送内藤如安回到北京。
内藤如安进京以后,受到了石星的盛情款待,随即他就向礼部递交,并由礼部转呈给万历皇帝一份丰臣秀吉请求封贡的称臣表章。
关于这份称臣表章,本身是一个天大的谜团,因为朝鲜方面和日本方面的史书都不承认有这么一份文件,一致认为是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伪造的。
就万历皇帝的身份地位,就当时大中华统御万邦的政治理念和习惯来说,是要坐等别国递表求封,而不肯主动迎上去册封对方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宣谕四夷”,使臣也没有随身携带封表或者金印,只是先要求对方上表称臣纳贡,然后明朝才会派人前去册封。
所以倘若没有这份丰臣秀吉的降表,万历皇帝根本不会搭理内藤如安,会叫他即刻卷铺盖滚蛋。
据说丰臣秀吉根本没有写表请封,而是小西行长、沈惟敬害怕和议不成,串通起来伪造的——当然,内藤如安也知道此事的内情。
倘若果真如此,这两个人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胆敢如此欺上瞒下地撒这个弥天大谎,他们就不怕谎言被揭穿以后身首异处,死无葬身之地吗?在明朝方面来说,这是欺君之罪,当诛九族,沈惟敬一心想通过封贡来解除海禁,从而复兴自己的家族——平湖沈氏,他就不怕弄巧反拙,会牵连到整个家族都人头落地吗?而就日本方面来说,敢瞒着丰臣秀吉伪造称臣表章,消息迟早败露,小西行长也必然性命不保,与其如此,还不如继续领兵在朝鲜半岛厮杀,或许尚有一线生机呢。
他们都疯了吗?即便这两个人骨子里的商人习性和冒险家习性,会让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赚利润不怕风险,但这风险也未免太大了一点儿,成功系数无限接近于零,并且所获不多,而一旦失败就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伪造降表,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大。
朝鲜方面,如前所述,是认定和议草案包括了要割让朝鲜南方四道等种种对日方绝对有利的狂妄条款的,既然如此,丰臣秀吉还怎么可能向明朝上表称臣,更怎么可能言辞卑怯呢?此为伪造而无疑也——如果那份和议草案果如朝鲜方面不知道从哪个渠道所探查到的那样,那这种逻辑关系确实是存在的,推论也是成立的。
只可惜,咱们前面分析过了,朝鲜史料对这个问题的记载不大可靠,在武官谢用梓、徐一贯两人的强硬态度下,根本不可能签署一份彻底不平等的和议草案。
况且,这样一份和议草案不必要递去北京,只要到了京城,落在宋应昌、李如松的手里,作为铁杆主战派的他们,立刻就会欢欣鼓舞地上奏,说倭人果然毫无和谈诚意,只想侵占朝鲜,请求万历皇帝允准继续增兵讨伐。甚至于他们还可以把责任全都推在沈惟敬头上,并趁此机会弹劾沈惟敬的后台老板石星,从而使石星乌纱落地,沈惟敬更加人头落地。
——宋应昌暂且不论,曾一度对沈惟敬起过杀心的李如松,无疑是很希望看到这一幕发生的。
而在日本方面,自然根本讳言丰臣秀吉会主动向明朝称臣。从东汉后期开始,日本列岛的地方政权就陆续向中国称臣纳贡,大和王朝统一日本之后,曾因为插手朝鲜半岛三国之争而和唐朝大打了一仗,战败后幡然悔悟,也匆忙派遣使团来长安称臣。直到元朝肇建前不久(蒙古和南宋对峙的时代),因为日本自我感觉良好,该学的都向中国学得差不多了,而中国反倒逐渐沦为夷狄(指蒙古人)的土地,社会舆论才开始彻底翻个个儿,认为应当和中国平起平坐,反对再做中国的藩属——即便只是名义上的藩属。
因此足利义满向永乐皇帝称臣纳贡,他自己是满意得不得了,却遭到朝野上下一致挞伐,全靠他权力无限、骄横无限,甚至于说出“天皇乃我家所立,如不允准,我便取天皇而自代”这种话,才终于把种种“歪风”给刹住了——直到今天,日本学者还普遍认为那是“外交史上的一大污点”。足利义满去世以后,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潮的作祟,继承人足利义教才被迫主动停止了朝贡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份看似屈辱的称臣表章为真的。
可是倘若没有这份降表,万历皇帝是断然不会满意的,他恐怕立刻就会象老祖宗朱元璋那样,把日本使者给轰将出去。只是小西行长和沈惟敬又有多大才能和胆量伪造一份外国君主向中国皇帝的称臣表章呢?除非小西行长根本是受了丰臣秀吉的指使,除非沈惟敬是日方间谍,打算蒙完明朝君臣就跑路了,否则他们哪敢撒下这种弥天大谎来呢?
倘若小西行长是受了丰臣秀吉的指使,那奏章当然就不能算是伪造的,只能算是丰臣秀吉授意而由小西行长代笔的;沈惟敬也根本没有跑路,他心怀坦荡地瞧着内藤如安把奏章亲手递交给礼部官员。历史是真实的,史料记载却未必真实,安在沈惟敬头上的这个他根本承受不起的大罪名,或许是到应该洗清的时候了……
在强硬的谢用梓、徐一贯以及衷心期盼停战的景辙玄苏的主导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4年)在名护屋签署的这份和谈草案,其真实内容虽然不传于世,但从日后情况的发展来看,应该是对中国和朝鲜都比较有利的。其内容大概也就包括了中、日两国停战撤兵,朝鲜与日本永誓盟好,并且日本方面请求封贡而已,日方不太可能附加更多的条件,更不可能再次要求朝鲜割地。
因为倘若如此,谢用梓、徐一贯将拂袖而去,不会产生任何协议性文件,而即便产生了一份草案,递到京城,一心主战的宋应昌也会拍案大怒,更不敢将类似草案送呈北京御览。
和谈草案的产生、递交,中间种种环节,都不是官卑职小的沈惟敬插得上手,玩儿得了什么花样的,朝鲜方面耸人听闻的的记载肯定不可靠。
退一万步说,倘若谢用梓、徐一贯在语言不通,而“笔谈”又不能完全明了对方真意的情况下受了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蒙蔽,签下了对中方不利的和谈草案,沈惟敬也是断然不敢让这份草案被宋应昌看到的,更不敢让李如松看到。他或许有本事篡改草案的内容,但也应该考虑到一旦事泄,中日两国都将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从名护屋渡海回到釜山,从釜山再到京城,再到北京,他有种种逃亡的机会,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呢?要等到斧钺架到自己脖子上再着急吗?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沈惟敬依然对和谈的达成、封贡的实行充满了信心,或者不如说,他的信心越来越足了。在他看来,经过多次交涉,也经过李如松在平壤和碧蹄馆的奋战,已经打消了日本人割取朝鲜土地的不切实际的念头,如今拿回一份对中方有利的和谈草案,还附上丰臣秀吉的称臣表章,只要回到北京,万历皇帝在册封文件上用了玉玺,自己就算大功告成。
即便朝廷不算自己的功劳,自己的家族——平湖沈氏——是一定不会忽视的,到时候头戴乌纱,身穿补服回去老家,可有多威风,有多畅快。
基于狭隘的商人视野,基于对国情和政情的不了解,沈惟敬实在看不出还会有什么大的变数,会把自己的梦想再次击为泡影。
——其实三十多年前,在期盼着胡宗宪总督剿倭成功,并且上奏朝廷开放海禁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的欢欣鼓舞,仿佛曙光就在眼前。那一次,他失算了,因为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主观意愿而转移,更不因他这种小人物的努力而有所变更,那么这一次,他能够如愿吗?
沈惟敬在京城等待了数月之久,每一天都度日如年,不知道朝廷为何不准他陪同内藤如安即刻进京,不知道要哪一天才能把自己苦心而得的和议草案和日方降表带到御前去。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意识到了,历史的舞台是如此的宏大,自己再怎么努力站到台前,始终都不过是一个小角色而已,剧本早就因国情、政情而经纬交织,无形中设定好了,作为小角色的他是无权索要阅读的,也是根本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