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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浮末

作者:赤军

编辑:查内幕

第六章(一)和战之争
2023-05-19

    第二次晋州之战,说明了日军仍然觊觎着朝鲜的土地,并不仅仅达成封贡的目的就肯善罢甘休——那终究只是小西行长的一厢情愿而已,他并不是丰臣秀吉肚子里的蛔虫,无法完全彻底地掌握丰臣秀吉的思路。然而明朝的主和派,比如赵志皋、石星等人却故意视而不见,仍然在为和议即将达成而弹冠相庆。

    就在赴日使团以及日使内藤如安来到北京之前,石星先指使自己的亲信、兵科给事中侯庆远上奏说:“我朝与倭国本无深仇大恨,之所以发兵朝鲜,只是为了救援属国。如今收复平壤、王京,归还给朝鲜国王,存亡继绝,大义之名已经蜚声海外了。此时全师而退,正其时也。”万历皇帝见奏连连点头,即刻下诏,要朝鲜国王整顿兵马,自为守御,明军“各镇兵马久疲海外,以次撤归”。

    当然,主战派是不肯就这样善罢甘休的,听说皇帝下了撤军的命令,另一名兵科给事中张辅之急忙上奏,说:“倭寇聚集在釜山,只不过是佯装退却,想要诱使我朝撤兵而已。他们无故而请求封贡,并非人之常情,如今攻打晋州,骄横之态已暴露无遗,故而不可撤兵,应当继续进剿。”

    张辅之看清了日军并没有足够的和谈诚意,但他身在北京,距离朝鲜数千里远,仍然算是半个局外人,对前线形势的了解和认知并不到位,就使得这份上奏空口白话,缺乏缜密的分析和深刻的说服力。所谓“无故而请求封贡”的言辞,其实是很可笑的——一方面,朝贡贸易对中国来说是个慕虚名而抛实利的面子工程,但对周边国家来说却正好相反,是去虚名而得实利的百年大计;另方面,第一线的日军将领也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即便加藤清正煽动攻打晋州,他本人也并没有真正阻挠和谈之意,只是逞一时血气之勇,有点短视而已。

    所以无论赵志皋、石星还是万历皇帝,都根本不把张辅之的话,或者别的主战派的什么奏章当一回事。接到诏书以后,石星即刻快马送抵朝鲜,要求李如松撤兵。

    另一方面,第二次晋州之战的打响,也给日方铁杆主和派小西行长,以及还留在釜山日军中的沈惟敬造成了很大压力,为了弥补加藤清正冒进所造成的损失,两人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勒束各路日军不得再继续前进,另方面匆忙把那两位朝鲜王子——临海君李珒和光海君李珲——给释放了。

    沈惟敬、内藤如安带着两位王子,是在当年八月回到王京的,几乎同时,万历皇帝的撤兵诏书也送到了前线。李如松还想上奏请求暂缓撤兵,但宋应昌考虑到明军入朝参战已经半年多了,士卒疲惫,粮草的补给也越来越困难,诏书一到军中,那真是人人思归——谁愿意埋骨异乡呀——即便想再逗留也是困难重重,被迫劝说李如松遵旨照办。

    只是宋应昌还留了一个心眼儿,不肯如诏书所说的全面撤军。因为日军仍然滞留釜山,虽有部分兵马乘船回去国内,但同时又有一些部队渡海前来接替,在谈判正式达成和生效以前,毫无全面撤兵的迹向,则万一日军撕毁和议草案,再次北进的话,重新组建起来的朝鲜陆军是根本抵挡不住的。为此他上奏请求留下刘綎的五千川军(碧蹄馆之战后才开入朝鲜)和吴惟忠、骆尚志等部,总数一万六千左右,协助朝鲜军队驻守全罗、庆尚二道,以防日军异动。

    奏章传到北京,被石星一口给否决了:“我堂堂天朝大国,岂可失信于倭人?彼等外邦蛮夷,不从教化,不肯即刻撤军,我天朝岂可效仿?”

  石星此言,其实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经过半年多的援朝抗日战争,明朝的国库即将被彻底掏空,两手空空还要面对账册上一笔笔的开销,石星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于是双方大打笔仗,最后各退一步,吴惟忠、骆尚志等部也同时撤兵,光留下刘綎的五千川军继续滞留朝鲜半岛。


    撤兵令已然下达了,明军虽然陆续撤出朝鲜,但主战派们仍然不肯罢休,继续上奏,请求拒绝日方的封贡请求。

    御史杨绍程上奏说:“臣见太祖皇帝的时候,屡次拒绝倭国进贡,这思虑是非常深远的。直到永乐年间,才允许倭人十年一贡,但他们来了几回就不来了,反倒趁机进入内地探查我国情势,从此倭寇陆续侵扰沿海地区,直到嘉靖晚年,倭寇之患达到了顶峰。由此可见,封贡乃是开启祸端之源。而且关白弑主篡国,彼国之人亦恨之入骨,只是摄于其威势不敢动手罢了。我中华以礼义统御百蛮,怎么能够册封这种篡逆之辈呢?请陛下立刻喝止封贡之议,下令朝鲜整军守备,而我军则撤至边境线上严阵以待,如此,则关白的诡计指日可败也。”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首先,明太祖朱元璋拒绝日方的称臣朝贡,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并非简单地认为日本是蛮夷,不必让他们接受王化。事实上明军才刚杀入北京城灭亡元朝不久,明太祖就派出多个使团“宣谕四夷”,一方面宣告大明代元而兴,另方面要求周边各国奉中华正朔,称臣纳贡——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国。只是当时的日本正当南北朝乱世,内战不休,任何一方都无法代表整个国家与明朝建交,更无法如朱元璋所希望的那样勒束倭寇,不使进犯,所以朱元璋才找了种种借口(包括没有正式国书,或者国书的言辞不够恭敬,等等),来打日本进贡使团的回票。

    洪武末年,日本南北朝乱世终于结束,所以当永乐年间足利义满再来朝贡的时候,明成祖朱棣才会龙心大悦,立刻允准,还刻了金印册封足利义满当日本国王。其后虽然因为日本政局的变动而主动停止进贡,但并不能说朱棣所为就是失策。

    况且,倭寇之祸从元朝时候就开始了,并非因为放了几个日本使臣到内地来,探查了中国的情势才引起来的。嘉靖时期倭寇之患达到顶峰,一是因为明朝方面的禁海令,二是因为日本进入了空前混乱的战国时代,大群武士成为浪人,纷纷下海,铤而走险,这和封贡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再者说了,所谓“关白弑主篡国,彼国之人亦恨之入骨”云云,也不知道杨绍程是从哪里听来的传言,根本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远嘛。

    所以类似奏章都很不具备说服力,反过来却助长了主和派的气焰。且说李如松撤兵回国以后,石星就推荐主和派干将顾养谦代替宋应昌总督辽左(辽东),顾养谦到任以后,即以辽东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反复上奏,力主和谈封贡,他的话比起杨绍程之流盲目的主和派无疑更具说服力。几乎同时,朝鲜国王李昖也在顾养谦的怂恿下上奏表态:“只有册封日本,才能使日军不再攻打我朝鲜国。”

    万历皇帝信任顾养谦,更不能忽视李昖的请求,览此奏章,当即在朝堂上怒声呵斥阻挠封贡的群臣:“欺君误朕,罪莫大焉!”于是主战派的干将们纷纷落马,被免官的免官,调职的调职,朝中舆论彻底被主和派所掌控住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十一月,沈惟敬带着内藤如安进入了北京城。


    按路程距离来算,其实内藤如安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应该进京了,但因为明朝内部主和、主战两派攻讦不休,万历皇帝还没有彻底拿定主意,就不愿意见他,而宋应昌、李如送等人也故意阻挠其行程,所以直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方才准其入京。

    这个时候石星利用皇帝的权威已经彻底主导了朝中舆论,干脆以接待外国王公大臣的隆厚礼遇来接待内藤如安,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流水般奉上——内藤如安可真算是捞到了一趟美差事。

    一路上,沈惟敬早就给内藤如安打好了防疫针:“为了达成和议,批准封贡,你到了北京别乱动乱说,千万别提你们曾经想要割取朝鲜四道。除了请求封贡外,最好你什么都别谈,以免事情再起反复。”身为小西行长的亲信,内藤如安在日本方面也是铁杆的主和派,因此心领神会,点点头答应照办。

    到了北京以后,内藤如安首先奉上丰臣秀吉愿意称臣的降表。万历皇帝接过表章一看,只见言辞谦卑,态度恭顺,不禁龙颜大悦。看起来,封贡是势在必行,中日之间的和议即将顺利达成,战争也将要拉下帷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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