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赤军

编辑：查内幕

    第二次晋州之战，说明了日军仍然觊觎着朝鲜的土地，并不仅仅达成封贡的目的就肯善罢甘休——那终究只是小西行长的一厢情愿而已，他并不是丰臣秀吉肚子里的蛔虫，无法完全彻底地掌握丰臣秀吉的思路。然而明朝的主和派，比如赵志皋、石星等人却故意视而不见，仍然在为和议即将达成而弹冠相庆。

    就在赴日使团以及日使内藤如安来到北京之前，石星先指使自己的亲信、兵科给事中侯庆远上奏说：“我朝与倭国本无深仇大恨，之所以发兵朝鲜，只是为了救援属国。如今收复平壤、王京，归还给朝鲜国王，存亡继绝，大义之名已经蜚声海外了。此时全师而退，正其时也。”万历皇帝见奏连连点头，即刻下诏，要朝鲜国王整顿兵马，自为守御，明军“各镇兵马久疲海外，以次撤归”。

    当然，主战派是不肯就这样善罢甘休的，听说皇帝下了撤军的命令，另一名兵科给事中张辅之急忙上奏，说：“倭寇聚集在釜山，只不过是佯装退却，想要诱使我朝撤兵而已。他们无故而请求封贡，并非人之常情，如今攻打晋州，骄横之态已暴露无遗，故而不可撤兵，应当继续进剿。”

    张辅之看清了日军并没有足够的和谈诚意，但他身在北京，距离朝鲜数千里远，仍然算是半个局外人，对前线形势的了解和认知并不到位，就使得这份上奏空口白话，缺乏缜密的分析和深刻的说服力。所谓“无故而请求封贡”的言辞，其实是很可笑的——一方面，朝贡贸易对中国来说是个慕虚名而抛实利的面子工程，但对周边国家来说却正好相反，是去虚名而得实利的百年大计；另方面，第一线的日军将领也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即便加藤清正煽动攻打晋州，他本人也并没有真正阻挠和谈之意，只是逞一时血气之勇，有点短视而已。

    所以无论赵志皋、石星还是万历皇帝，都根本不把张辅之的话，或者别的主战派的什么奏章当一回事。接到诏书以后，石星即刻快马送抵朝鲜，要求李如松撤兵。

    另一方面，第二次晋州之战的打响，也给日方铁杆主和派小西行长，以及还留在釜山日军中的沈惟敬造成了很大压力，为了弥补加藤清正冒进所造成的损失，两人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勒束各路日军不得再继续前进，另方面匆忙把那两位朝鲜王子——临海君李珒和光海君李珲——给释放了。

    沈惟敬、内藤如安带着两位王子，是在当年八月回到王京的，几乎同时，万历皇帝的撤兵诏书也送到了前线。李如松还想上奏请求暂缓撤兵，但宋应昌考虑到明军入朝参战已经半年多了，士卒疲惫，粮草的补给也越来越困难，诏书一到军中，那真是人人思归——谁愿意埋骨异乡呀——即便想再逗留也是困难重重，被迫劝说李如松遵旨照办。

    只是宋应昌还留了一个心眼儿，不肯如诏书所说的全面撤军。因为日军仍然滞留釜山，虽有部分兵马乘船回去国内，但同时又有一些部队渡海前来接替，在谈判正式达成和生效以前，毫无全面撤兵的迹向，则万一日军撕毁和议草案，再次北进的话，重新组建起来的朝鲜陆军是根本抵挡不住的。为此他上奏请求留下刘綎的五千川军（碧蹄馆之战后才开入朝鲜）和吴惟忠、骆尚志等部，总数一万六千左右，协助朝鲜军队驻守全罗、庆尚二道，以防日军异动。

    奏章传到北京，被石星一口给否决了：“我堂堂天朝大国，岂可失信于倭人？彼等外邦蛮夷，不从教化，不肯即刻撤军，我天朝岂可效仿？”

　　石星此言，其实只是借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经过半年多的援朝抗日战争，明朝的国库即将被彻底掏空，两手空空还要面对账册上一笔笔的开销，石星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于是双方大打笔仗，最后各退一步，吴惟忠、骆尚志等部也同时撤兵，光留下刘綎的五千川军继续滞留朝鲜半岛。

    撤兵令已然下达了，明军虽然陆续撤出朝鲜，但主战派们仍然不肯罢休，继续上奏，请求拒绝日方的封贡请求。

    御史杨绍程上奏说：“臣见太祖皇帝的时候，屡次拒绝倭国进贡，这思虑是非常深远的。直到永乐年间，才允许倭人十年一贡，但他们来了几回就不来了，反倒趁机进入内地探查我国情势，从此倭寇陆续侵扰沿海地区，直到嘉靖晚年，倭寇之患达到了顶峰。由此可见，封贡乃是开启祸端之源。而且关白弑主篡国，彼国之人亦恨之入骨，只是摄于其威势不敢动手罢了。我中华以礼义统御百蛮，怎么能够册封这种篡逆之辈呢？请陛下立刻喝止封贡之议，下令朝鲜整军守备，而我军则撤至边境线上严阵以待，如此，则关白的诡计指日可败也。”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首先，明太祖朱元璋拒绝日方的称臣朝贡，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并非简单地认为日本是蛮夷，不必让他们接受王化。事实上明军才刚杀入北京城灭亡元朝不久，明太祖就派出多个使团“宣谕四夷”，一方面宣告大明代元而兴，另方面要求周边各国奉中华正朔，称臣纳贡——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国。只是当时的日本正当南北朝乱世，内战不休，任何一方都无法代表整个国家与明朝建交，更无法如朱元璋所希望的那样勒束倭寇，不使进犯，所以朱元璋才找了种种借口（包括没有正式国书，或者国书的言辞不够恭敬，等等），来打日本进贡使团的回票。

    洪武末年，日本南北朝乱世终于结束，所以当永乐年间足利义满再来朝贡的时候，明成祖朱棣才会龙心大悦，立刻允准，还刻了金印册封足利义满当日本国王。其后虽然因为日本政局的变动而主动停止进贡，但并不能说朱棣所为就是失策。

    况且，倭寇之祸从元朝时候就开始了，并非因为放了几个日本使臣到内地来，探查了中国的情势才引起来的。嘉靖时期倭寇之患达到顶峰，一是因为明朝方面的禁海令，二是因为日本进入了空前混乱的战国时代，大群武士成为浪人，纷纷下海，铤而走险，这和封贡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再者说了，所谓“关白弑主篡国，彼国之人亦恨之入骨”云云，也不知道杨绍程是从哪里听来的传言，根本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远嘛。

    所以类似奏章都很不具备说服力，反过来却助长了主和派的气焰。且说李如松撤兵回国以后，石星就推荐主和派干将顾养谦代替宋应昌总督辽左（辽东），顾养谦到任以后，即以辽东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反复上奏，力主和谈封贡，他的话比起杨绍程之流盲目的主和派无疑更具说服力。几乎同时，朝鲜国王李昖也在顾养谦的怂恿下上奏表态：“只有册封日本，才能使日军不再攻打我朝鲜国。”

    万历皇帝信任顾养谦，更不能忽视李昖的请求，览此奏章，当即在朝堂上怒声呵斥阻挠封贡的群臣：“欺君误朕，罪莫大焉！”于是主战派的干将们纷纷落马，被免官的免官，调职的调职，朝中舆论彻底被主和派所掌控住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十一月，沈惟敬带着内藤如安进入了北京城。

    按路程距离来算，其实内藤如安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应该进京了，但因为明朝内部主和、主战两派攻讦不休，万历皇帝还没有彻底拿定主意，就不愿意见他，而宋应昌、李如送等人也故意阻挠其行程，所以直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方才准其入京。

    这个时候石星利用皇帝的权威已经彻底主导了朝中舆论，干脆以接待外国王公大臣的隆厚礼遇来接待内藤如安，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流水般奉上——内藤如安可真算是捞到了一趟美差事。

    一路上，沈惟敬早就给内藤如安打好了防疫针：“为了达成和议，批准封贡，你到了北京别乱动乱说，千万别提你们曾经想要割取朝鲜四道。除了请求封贡外，最好你什么都别谈，以免事情再起反复。”身为小西行长的亲信，内藤如安在日本方面也是铁杆的主和派，因此心领神会，点点头答应照办。

    到了北京以后，内藤如安首先奉上丰臣秀吉愿意称臣的降表。万历皇帝接过表章一看，只见言辞谦卑，态度恭顺，不禁龙颜大悦。看起来，封贡是势在必行，中日之间的和议即将顺利达成，战争也将要拉下帷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