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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AF1【第三期】

作者:AF1赛事组

费娅·彼得罗夫娜“双因效应”的验证——基于星际移民社会生活调查的研究
2022-07-06

作者:微安布罗(放浪漫谈队


作者:夏萝1,徐智慧2

机构:1.“领航”星际观测站研究所 社科一组

2. 云汉大学 星际人类学研究院

 

摘要:费娅·彼得罗夫娜提出的“双因效应”假说认为,在星际移民群体中存在的跨文化、跨空间因素,二者叠加作用于星际移民心理,对其产生消极影响。该假说在星际移民社会心理学领域被频繁提及,甚至作为一些研究推论的基础,但一直罕有定量的实证研究对其加以验证。本文在为期两年的社会调查和中等规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建模对量化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双因效应”的存在,对单因素分别作用、双因叠加作用的程度进行了衡量,并探讨了代际更替对“双因效应”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双因效应;星际移民;结构方程;代际效应

专辑:哲学与人文科学;宇宙社会学;星际移民社会心理学

文献分类号:C95.8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 研究背景

关于星际移民社会心理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研究最早见于宇宙社会学创始人罗辑关于宇宙社会学中的心理学问题的论述。罗辑(2016)认为各个文明在宇宙中扩张、接触、交流的过程中,即便存在文化、科技乃至维度的鸿沟,但心理学仍是文明之间沟通和博弈的基础[1],这一论述开创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宇宙社会学交叉融合的契机。时至今日,由于人类尚未在宇宙探索中接触到其他文明,相关研究因此转而关注人类社会内部,进而发展出“星际移民社会心理学”学科。

费娅·彼得罗夫娜(2805)提出的“双因效应”假说认为,在星际移民群体中存在的跨文化、跨空间因素会造成移民的心理不适感加剧,造成移民心理适应期延长等问题2]。此后,优素福·安瓦尔(2811)提出“漫长的乡愁”理论,指出在星际移民群体中普遍存在对母文化的眷恋,由于空间距离的遥远,这种眷恋所带来的消极情绪更加难以消解,进而带来一系列消极态度和行为[3]

自“双因效应”假说提出以来,学界展开了一些相关研究,但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少有系统化的实证研究,量化研究更为罕见。本文拟采用定量的实证研究对“双因效应”假说进行验证,并提出若干研究问题。

1.2 研究问题

1.2.1 “双因效应”是否存在?即,空间跨度是否与文化跨度因素共同作用,影响星际移民的心理健康?对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如何?

1.2.2 文化跨度、空间跨度各自的单因素影响有多大,叠加是否有加成效应?

1.2.3 “双因效应”是否存在于移民后代中?是否会随代际更替递减或消除?

 

研究综述

现存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研究主要见于以下领域:

2.1 宇宙社会学领域的研究

继罗辑[1]开创学科之后的二百年里,宇宙社会学逐渐出现“宇宙人类社会学”、“星际移民社会学”等分支。主要学说包括艾AA等人(2105)提出的“宇宙时间社会学”[4],沃索斯·卡德摩斯(2188)提出的“秩序重建”理论 [5],张宜敏(2209)提出的“新差序格局”理论[6]等。

这些理论一方面开拓了宇宙社会学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星际移民社会心理学打下了基础。

2.2 星际移民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李鹬等人(2233)是最早对星际移民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关注的学者,他们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抑郁和孤独四个维度对星际移民心理适应进行调查,并提出星际移民心理健康评价量表[7]

拉妮·夏尔玛(2437)认为,星际移民与星内移民的情感与心理变化存在不同倾向,首创性地从身份认同、群体心理的角度展开研究,并提出可通过社群疗法对移民的情感和心理创伤进行干预[8]

约瑟夫·库珀(2400)认为,个体对于绝对空间距离的感受是虚幻的,其能够真实感受到的“距离”实际上是通讯延迟带来的一种“距离感”,在绝对空间距离相同的情况下,个体之间的“距离感”差异取决于不同通讯条件[9]

2.3 星际人类学领域的研究

安德·维京(2586)提出,星际移民并不仅限于复制、移植母文化,而是会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对已有的/受规则限制的社会关系进行改造,形成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规则,进而产生新的“民族”。维京还指出,这种创造行为并不一定是主动和积极的,也可能是被动和消极的,但创造进程并不因而减缓,而是受诸多具体因素影响[10]

星野宗介(2401)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星际移民在搬迁初期会通过多方面努力尝试适应,但生产方式、日常习惯、人际关系、礼仪规范等方面的诸多“不适”导致移民在一定阶段之后试图“逃离”移民星球,回归其原有的空间及文化。迁移空间距离越远,移民的“不适”感受与“逃离”念头越强烈,但同时(受空间、时间、成本、政策等条件制约)回归难度也越大,形成了“逃离—滞留”悖论[11]

基于上述领域的现有研究,本文归纳出“双因效应”的理论模型(图2-1),并据此展开实地调查。

 

图2-1 “双因效应”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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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设计与过程

3.1 调查设计

研究选取四个村/镇(比邻B两个,其中一个规划村,一个自然村;近木星空间站一个规划村;地球一个自然村),对其常住居民心理状态、社会形态等因素进行调查。所选取的四个村/镇在规模、人口组成等方面基本接近,具体情况如表3-1。

表3-1 被调查村/镇自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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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星域统计年鉴(2824)

 

研究小组成员及志愿者共14人,对各村/镇常住居民日常社会生活进行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其间进行多次焦点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以为期一年半的质化研究为基础,研究组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定量资料。

问卷结合“双因效应”理论模型和李鹬量表,涉及空间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健康评价、情绪影响和行为影响五个方面,共153个问题(附录1)。调查采取分层抽样(附录2),共抽取840人作为样本,抽样比率50%;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2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74.8%。初步分析α=0.963,因子分析KMO=0.833,说明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调查结果分析

4.1 样本基本情况

4.1.1 村落情况

1号村落“星建303组”(以下简称“1号村”)位于比邻B新亚南洲东部(E153.182,S33.566),由比邻B移民规划署规划,2638年底比邻B联合政府出资完成基础建设后,2639年1月移民整体迁入,视为建成。早期移民以技术移民为主,后逐渐迁入移民家属、生活服务人员,目前常住人口389人,家庭111个,平均家庭规模3.5人。居民以工作机构为基本组织单位,技术人口占73.3%,教育程度中上,经济水平中等。初始移民主要来源为东亚、东南亚(占95%),极少部分来自中欧,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共同生活,现有居民已完成民族融合。村落主要语言为汉语,90%以上村民的自我身份认知为“比邻B人”或“303组人”。

2号村落“蓝汐村”(以下简称“2号村”)位于比邻B新亚南洲东南部(E155.683,S38.123),为自然村落,形成于2810年前后十年间,由星建规划村镇带来的弥散移民和新迁的入志愿移民组成。目前常住人口457人,家庭93个,平均家庭规模4.9人。居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主要从事种植(53.2%)、牧业(31.5%)和轻手工业(11.6%),教育程度中下,经济水平中等。人口以东亚(69.8%)和东南亚(25.3%)裔为主,主要语言为汉语和马来语,居民自我身份认知为“蓝汐村人”、“华人”、“马来人”为主。

3号村落“J-D5-108”(以下简称“3号村”)位于近木星空间站“朱庇特卫城”D-5区(网格439—443),建成于2560年5月,初为志愿移民安置区,2610年后逐渐吸纳弥散移民形成规划-自然村。目前常住人口347人,家庭98个,平均家庭规模3.5人。居民社会关系为工作与家庭结合形式,主要从事技术(48.6%)、小商业(19.3%)和服务业(18.8%),教育程度中等,经济水平中等。人口包括北美(43.8%)、东亚(33.7%)和融合民族(22.5%),主要语言为英语、汉语和韩语,居民自我身份认知以“卫城人”、“智芯镇人”为主。

4号村落“清溪北渡”(以下简称“4号村”)位于地球亚洲东部(E31.578,N120.300),形成于2355年前后,由原住民和迁徙人口组成。目前常住人口488人,家庭85个,平均家庭规模5.7人。居民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关系单位,主要从事商业(33.2%)、服务业(21.1%)、轻手工业(19.4%)种植与渔牧业(合计43.3%),教育程度中等,经济水平中等。人口中绝大多数为中国人,主要语言为汉语,居民自我身份认知以“中国人”、“江苏人”、“清溪北渡村人”为主。

4.1.2 样本描述

通过对调查所获的629份有效问卷进行基础统计分析,得出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4-1所示。

表4-1 样本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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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数量的含义和计算公式见附录3

4.2 双因分析

初步分析显示问卷调查所获数据具有单一维度性、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检验结果见附录4),可用于结构方程建模。以下分别就两种单因素、双因素叠加、添加代际效应变量的情况进行建模,所得结构方程模型均具有较好的拟合度并通过信度、效度检验(检验结果见附录5)。以下仅呈现建模结果并进行模型阐释。

4.2.1 空间因素分析

4-1 空间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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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因素模型旨在描述空间因素对星际移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空间因素”变量的含义指星际移民与其来源地的“空间接近性”,由“空间距离”、“通讯距离”两个指标构成。模型显示,此两项指标与“空间因素”变量之间的因子载荷系数为负,表明空间、通讯距离越大,空间接近性越低。同时,“通讯距离”的载荷系数绝对值更大,表明通讯距离对星际移民的空间因素判定影响更大。

“心理健康”变量由“情绪”和“行为”两个变量构成,其中“情绪”由4个指标构成,“行为”由3个指标构成(附录1)。模型显示,星际移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会以情绪和行为两种形式体现出来,并且在情绪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

总体而言,空间因素对于星际移民心理健康具有较明显的影响(0.68)。

4.2.2 文化因素分析

4-2 文化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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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素模型旨在描述文化因素对星际移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文化因素”变量由“语言保持率”、“身份认同”、“群体归属感”和“社会适应”四个指标构成(附录1),其中“身份认同”和“语言保持率”的因子载荷系数最高(0.90和0.89),表明其对星际移民的文化影响最强。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身份认同”指标由“对母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对移民地的身份认同”两项构成,且两项指标的因子载荷均为正,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母文化认同及安全的母文化依恋对移民在客居之地的文化适应中具有情感支持功能[13]

总体而言,文化因素对于星际移民的心理健康具有较强的影响(0.78)。

4.2.3 双因叠加效应分析

4-3 双因叠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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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因叠加模型旨在发现空间与文化因素叠加之后对星际移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空间和文化单因素模型的基础上,此模型设置了一个“双因叠加”虚拟变量,将“空间因素”和“文化因素”变量组合之后再测定其对“心理健康”变量的综合效应。

模型显示,相较于“空间因素”,“文化因素”在“双因叠加”变量中的因子载荷更高(0.79),说明双因叠加后文化因素的影响相对更强。此外,“双因叠加”变量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0.84)高于“空间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单独影响(0.68和0.78),表明空间和时间因素共同作用时,会对星际移民心理健康造成更强的影响。由此可认为,“双因效应”[2]是存在的。

4.2.4 双因代际效应分析

图4-4 代际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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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型旨在发现代际更替对双因叠加效应存在何种影响。

“代际效应”变量表示从初代移民开始至访问对象本人为止所经历的代数(附录2)。将“代际效应”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双因叠加”模型后,发现“代际效应”变量对于双因效应有调节作用。调节系数为-0.26,说明随着代际更替,双因对星际移民的心理健康影响作用有所降低,但影响程度非常有限。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如下:

5.1空间因素和文化因素都对星际移民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并进而反映于移民的情绪和行动上。两个因素都可以发生单独作用,且均对于星际移民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5.2空间因素和文化因素叠加以后仍能对星际移民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超过单因素各自的影响,可以证明“双因效应”确实存在。对于星际移民而言,空间上的遥远与文化上的阻隔,是形成“漫长的乡愁”的主要原因,并对其情绪和行为产生消极作用。

5.3缓解“漫长的乡愁”最有效的途径依次(降序)是使移民保持良好的母文化身份和移民文化身份认同,保持母语使用,建立良好的群体归属感和降低通讯延迟。所有空间因素和文化因素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附录6)。

5.4随着移民的代际更替,“双因效应”可以得到缓解,但效果十分有限。通过前期和补充访谈获得的资料显示,“下一代”星际移民的社会适应更好,对移民文化身份的认同更高,但由于对群体归属存在疑惑感,并且对母文化身份认同感会轻微减弱,因此对比“上一代”星际移民并没有表现出心理健康方面的显著提升。

6. 讨论

6.1 受研究条件所限,本项研究选择的样本范围十分有限,进而使研究样本的多样化程度受限。研究中仅选择了中等规模的村落,也限制了一些现实情况的发掘。未来研究将考虑选择不同规模、不同经济水平的村落或城市。

6.2为了便于进行对比,本项研究仅选择以东亚文化为主的移民村落。考虑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固有特点可能对调查的各项指标存在一定影响,未来研究将在文化范畴上扩大样本范围,并对不同文化下的情况加以对比。

6.3 虽然本项研究对样本的性别比例进行了调查,但仅将其作为人口统计数据的指标,在分析没有关注性别差异。后续研究拟将性别差异作为一个分析内容,试探讨其对星际移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罗辑.宇宙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 2016.5,263-266.

[2]费娅·彼得罗夫娜.星际移民心理学[M].瀚海出版公司,2805,1.89-97.

[3]优素福·安瓦尔.星际穿越与漫长的乡愁[J].人类与社会.2811,3.103-109.

[4]艾AA 等.宇宙时间社会学通论[M].DAKA书社.2105.

[5]沃索斯·卡德摩斯.道德行动视域中星际移民社会秩序重建[J].宇宙社会学刊.2188,3.77-89.

 

[6]张宜敏.新差序格局与新星际移民本土化[J].宇宙社会研究.2209,6.12-19.

[7]李鹬 等.星际移民的心理适应——对近木空间站的调查研究[J].星域探索.2233,8.309-335.

[8]约瑟夫·库珀.通讯条件下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J].宇航员杂志.2400,12.93-95.

[9]拉妮·夏尔玛.星际移民与星内移民的情感与心理[J].心理与医疗.2437,6.551-558.

[10]安德·维京.民族与新的民族——人类文明的迁徙与创生[M].鸫鸟出版社.2586,1.338-349.

[11]星野宗介.“不适”与“逃离”:星际移民视域下的亚裔人群生存状况研究[D].云汉大学,2401.

[12]比邻B社会科学院.比邻星志[M].2820,1.卷15.233-245,276-281.

[13]Hong Y-y., Fang Y., & Phua, D. M. Cultural attachment:A new theory and method to understand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J].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3(44),1024-1044.


致谢

本研究受“星云基金会”人文社科计划(2823)资助。

作者夏萝感谢“领航”星际观测站研究所社科一组所有同事的支持,感谢父母给予的科学启蒙和培养。

作者徐智慧感谢导师陈郦朱朱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瀚海大学星际人类学研究院各位同学的无私帮助。

“领航”星际观测站研究所社科一组助理研究员安浈顺、乔伊·奈特林,云汉大学星际人类学研究院研究生化玉帛、欧仁·伯纳德、星野美树对本文亦有贡献。

 

说明:本文中提到的部分引述文献系向广受喜爱的科幻作品致敬。由于论文作者处于这些科幻作品的平行宇宙中,因此原作中发生的部分故事在论文作者所处的时空中并不一定发生。本文中的所有数据、理论均为杜撰,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对数据真实性负责。参考文献除[13]确有其文之外,其余均为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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