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赤军

编辑：查内幕

    沈惟敬并非正式的谈判使臣，他没有任何决定权，而只有提出要求和听取条件的使命。在朝鲜方面的记载中，这初次谈判，双方大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日本请求明朝封贡；二，朝鲜八道，割让南四道给日本；三，日军全面撤退；四，在上述三项获得双方执政者通过之前，以五十日为期限，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双方在平壤以北十里处立下栅栏为界，日军不得越界北上，朝鲜军队也不得越界南下。

    当然，休战是单方面的。日军虽然补给线遭到骚扰，士卒疲惫，但一口气杀到鸭绿江畔甚至擒获朝鲜国王李昖的实力尚存；相比较之下，朝鲜陆军几乎全部覆没，根本没有力量南下，而在南方抵抗日军、骚扰其补给线的义军和水军，既不可能很快撤退到平壤以北，也不可能毫不犹豫地接受形同虚设的朝鲜朝廷的休战指令。休战之规，只能用来约束日军。

    因此，为表达明朝方面的诚意，或者不如说使臣沈惟敬个人的诚意，沈惟敬把沈嘉旺留在小西行长军中充作人质。

    总体来说，沈惟敬和小西行长初次谈判的结果，就是以牺牲朝鲜的利益来谋求中、日双方的友好和通商。

    然而，这次谈判是密谈，当时只有四人在场，消息并未外泄，朝鲜方面的记载是否真实，以及即便真实又是何时得到的，恐怕没有人知道。但沈惟敬在离开乾福山北归的途中，经过义州，却将最后一条也即休战条款当面禀报给了朝鲜国王李昖。

　　对于牺牲朝鲜利益的问题，从来对朝鲜这个国家毫无认知，更谈不上有丝毫感情的沈惟敬，是不会感到内疚的，他之所以把这唯一一条对朝鲜有利的条款透露给李昖知道，只是要李昖暂且安下心来，固守义州，不要听到点风吹草动就渡江逃到中国境内去。中日双方以朝鲜为砝码展开谈判，倘若李昖逃亡，这个砝码就等于彻底落到了日方手中，这是沈惟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最糟糕的局面。

　　基本上被蒙在鼓里的李昖闻报大感快慰——起码在五十日内，日军不会再汹涌北上抓他当俘虏了。为此他对沈惟敬是千恩万谢，不但摆设盛宴款待，还挑选了一匹好马，亲自牵着马缰送到沈惟敬手上。

　　“大王厚赐，小臣如何敢受？”沈惟敬深深地鞠躬，急忙推辞。

　　“兵机进退，系于大人一人之身，来往折冲，路途坎坷，怎可以没有好马呢？”李昖满脸堆笑，诚挚地感谢道，“倘若倭寇真能尽数退出朝鲜，小王即便倾尽家财，也难报大人厚恩之万一，区区一马，何必推辞。”

　　于是，沈惟敬就骑着朝鲜国王所赠的良马，一路疾行，数日后便回到了北京，把自己的经历和成果，说不上一五一十毫无隐瞒，却也择其要紧向石星禀报了。

　　然而他料想不到的是，石星却只浅浅地叹了口气，对他说：“大军已动，恐怕战事终究无可避免了。”

　　对于是否要发兵增援朝鲜的问题，对于与日军是战是和的问题，明朝内部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从始至终都展开着激烈的争论甚至是斗争——这是一条没有硝烟的险恶战线。

　　初期，以掌握兵部大权的石星和首席辅臣赵志皋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了上风，所以石星才能够提拔本为平民的沈惟敬，派他出使朝鲜与日军交涉。但沈惟敬前脚才刚离开北京城，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西北前线快马来报，大军以水攻之计，已将哱拜叛军团团围困在宁夏城中，城内断粮，军民食树皮、草根、旧靴为生，士气和战斗力直线下降，预估再过两个月左右便可以彻底解决战斗。

　　而就在沈惟敬从乾福山下归来，即将回到北京的半个月前，终于传来了官军奏凯还朝的消息——在浙江兵、庄浪兵和苗兵的围攻下，宁夏城破，哱拜自缢身亡，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宁夏之战，终于胜利结束了。

　　宁夏之战既然结束，朝廷就可以把原本输向西北的大量物资储备和战斗力转往东北战场，赵志皋和石星原本握在手中最重要的一张牌“无兵可发，无粮可调”已经不起作用了，于是以平宁主将、总兵官李如松和山东巡抚宋应昌为首的主战派就稳占了上风。

　　朝廷下令，立调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明朝的山东行省大致包括今天的山东省和辽宁、吉林两省）军务，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以其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兵官，即日开拔，援救朝鲜。

　　石星把朝廷的决议通报给沈惟敬知道，同时询问沈惟敬：“倭军士气、装备如何？李仰城（仰城为李如松的号）入朝，胜算能有几成？”

　　沈惟敬皱皱眉头，回复道：“下官虽只见了小西行长一军，但其士气未堕，训练严整，又多鸟枪火铳，即便李总兵是我朝第一名将，恐也非三五日便可将敌击溃的，迁延日久，死伤必重，消耗也大，大司马还须早作筹划。”

　　沈惟敬虽然擅长武艺，却并不通晓军事，他对小西行长所部日军的观察是很肤浅的、片面的，可惜他所面对的石星同样只是一名文职官僚而已，无法从沈惟敬口中探听到更多、更有用的情报。兵危战凶，“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石星心中只有这样一个笼统的原则在支撑着他的想法和行动。

　　“预做准备又如何？”所以他不禁对沈惟敬大倒苦水，“那些武夫只道运宁夏之粮可改运朝鲜，却不知府库本就是空的，宁夏之粮半数是就地征集，入朝以后呢？要到哪里去征粮？倘若将朝鲜王逼得急了，一本奏上，朝廷最好脸面，反要勒逼兵部、户部出粮，我要拿什么来给他们？！”

　　“大人休忙，”沈惟敬急忙安慰石星，“和战两策，本便相辅相成，若能尽快达成和议，使日军退去，李总兵也便无仗可打，必须奏凯还朝了。于今之计，还请大人速速将日方的要求上奏朝廷，请天子定夺吧。”

　　但是这份初步协议最终并没有送达万历皇帝御前，直接就被首辅赵志皋给打了回来。“朝鲜土地不可割让，”石星对沈惟敬解释道，“朝鲜是我属国，割朝鲜之地即割我天朝之地也，陛下断然不会允准。况且，若使倭人占据朝鲜南四道，与我大明近在咫尺，恐怕也是日后之患。”

　　沈惟敬点点头：“下官也深知这一点。但日人既有所求，我朝也必须开出自己的条件来——既不使朝鲜割地，或可使朝鲜赔款？日人若无所得，断然不会退兵，我朝又将以何为饵以诱之呢？”

　　石星紧紧盯着沈惟敬的双眼：“以何为饵？惟敬何以教我？”

　　沈惟敬正是要石星询问自己，于是他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回复道：“诱饵只能是——封贡！”

　　沈惟敬早就料到朝廷不会同意日军要求割让朝鲜四道的要求，他之所以回奏此事，只是走走形式罢了。同时，对方开出来三五个条件，我方总不好全部拒绝，那么拒绝的条款越多，无形中“封贡”这个砝码的分量和不可推拒性就越发沉重了。

　　沈惟敬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封贡，是恢复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

　　明朝建国之初，曾经与日本有过一定程度上的贸易往来。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就多次致信日本“国王”，要其接受册封，在称臣和解决倭寇问题这两个前提下，可以允许日本贡使携带货物赴中国贸易。但当时日本正逢南北朝相争，没有任何一方势力可以全面控制局势，更别说杜绝倭寇的滋生、泛滥了，所以明太祖最终一怒之下，发布禁海令，彻底断绝了与日本的往来。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日本终于在足利幕府的努力下达成了名义上的统一，随即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就派遣使臣渡海而来，正式请求封贡。幕府使臣是在建文三年初次来到北京的，然后永乐二年再来，终于得到了永乐皇帝朱棣的首肯。朱棣赐给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并发给“勘合符”，规定日本方面可以手持勘合符，每十年向明朝进贡一次，同时进行商贸活动。

　　——虽然并不允许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但如此一来，就等于承认日本是大明的属国，承认日本和大明之间可以通商贸易，那么即便民间私商贸易还并不受官方鼓励和保护，也不必要逮着就没收全部货品，并且严惩不怠吧。

　　并没有明确下旨解除的禁海令，就此等同于一纸空文。

　　可惜好景不长，足利义满去世以后，其子足利义持受到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拒绝再向明朝称臣，于是明朝也再次断绝了与日本的官方贸易，同时加强禁海令，严查走私商贩。

　　此后不久，因为日本内部对明朝商品的需求量大增，再加上足利幕府逐渐丧失了权柄，日本迈入空前混乱和残酷的战国时代，大量无主浪人在私商的裹胁下陆续航来明朝和朝鲜沿岸，掀起了倭寇之祸的高潮——沈惟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生的，也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胡宗宪、徐文长等人失败努力的感召，奠定了他解除禁海令、自由通商的理想。

　　日军所据朝鲜而已，非我大明，日军是否撤退，朝鲜是否割地，与我何干？只有达成封贡，使中日之间可以正常开展海上贸易，才是我最期盼的目的——沈惟敬的内心，一定是这样想的吧。

　　所以他在北京呆了没有几天，才与妻子陈淡如欢聚过一晚，就再次踏上征程，骑着朝鲜国王所赠的良马渡过鸭绿江，风尘仆仆，前往平壤。